駕車達十年的司機說，近年發現馬路上多了很多不必要的交通燈，原本是讓線或者廻旋處的地方，近年都改用交通燈代替。
從工程學數據來看，控制、分散車流，最有效的是迴轉處，其次是十字路口。交通燈只適用於汽車流量大而沒有行人過路處的地方，或者是需要定時讓行人過路的地方，因為交通燈會大大減低流速，數量太多只會造成交通癱瘓。
從道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，讓線和廻旋處，需要靠司機正確判斷路面情況，互相守禮，彼此守紀律。駕車的，總希望路面暢通，能以最短時間抵達目的地，所以彼此自有默契。以紅隧入口為例，六線入兩線，大家都會遵守一線一架的不明文習慣，互相禮讓。缺德的司機固然存在，但為數不多；整體運作，十年如一，行之有效。
近年不時看到區議員大張旗鼓，宣揚政績，「成功爭取」設置交通燈、保障街坊安全云云。交通意外有沒有因而減少，不得而知，但肯定增加了行車時間，由原本在讓線前看到沒有來車就可以駛出，變成現在必須等待轉綠燈才可前行。
同樣的規管亦見於行人。現在愈來愈少行人過路處是不設交通燈的。即使是人流稀少的新地區或屋苑附近，亦鮮見過路線。另外，不知從何時起，香港人對於過馬路守規則，有著一種宗教式的執著。從前即使燈號未轉，若眼見路上沒有汽車，大家自會邁步向前、走過馬路；但近年大家卻只會乖乖等待轉綠燈才肯過馬路，甚至會退化到沒有交通燈就（假裝）不懂過馬路。跟從交通燈指示，成為了「文明」的行為指標。
這種潛而默化的轉變，一去到防疫就表露無遺。香港人習慣了將權力和判斷交予政府，由政府安排你的行為，並以此作為文明標準。所以一旦出現所謂疫情，大家就臣服於政府專家的意見，贊同一切限制自由的措施。
香港的活力來自一種閒散的自由，而沒有規管的社會要運作良好，靠的是人民的判斷力，即是所謂的street smarts。十多年來，使用道路的自由逐漸被剝奪，地鐵、巴士日夜播放洗腦廣播，四周樹立多餘的圍欄和指示，結果香港人意志消毀，連street smarts和基本判斷力也丟失，智力亦隨之而下降。最後，一場假瘟疫，人人爭做奴隸，還要以此為榮。
其實獸印早就烙在香港人身上，時候到了，就化成一街口罩，滿目瘡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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